当代中国正经历着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在这一社会变革和实践创新中，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主流和非主流同时并存、社会思潮纷纭激荡。意识形态特别是思想理论领域的斗争充满复杂性、尖锐性。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西方宪政民主观、“普世价值”论等错误思潮此起彼伏、竞相发声，试图左右或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消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因此，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清代学者龚自珍曾指出：“欲亡其国，必先灭其史；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就是镜鉴。它表明国家的解体、政权的丧失、事业的葬送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习近平总书记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正确认识和对待当前的各种社会思潮, 是关系当代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根本问题。
近期，网络以及其他媒体上不断释放出一些言论，指责我们对各种错误思潮的批判是“左倾回潮与反扑”，甚至攻击党和国家批判错误思潮的意识形态建设举措。在当今网络时代，各种错误思潮暗流涌动，其影响力不容小觑，更不能置之不理。事实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对错误思潮如不能及时亮剑，持续有力地进行批评，其蔓延泛滥将会扰乱我们的思想，动摇理想信念，干扰社会和谐稳定，而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将沦为一句空话。为了消除错误思潮的危害，我们必须理直气壮地开展思想理论斗争，旗帜鲜明地批判各种错误思潮,以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这种自信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
一是我们的事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决定历史前进方向的是“行动着的群众”。马克思主义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全人类解放为己任，反映了人类对理想社会的美好憧憬。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旗帜鲜明批判错误思潮，以实际行动维护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正是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迫切需要。
二是我们的事业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列宁曾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都要历史地，都要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都要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毛泽东也曾指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格，也是我们党一贯倡导并长期坚持的优良学风和思想路线。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联系国际国内大局观察和分析问题，既要求我们客观地正视思想文化、价值取向多样化的现实，以及各种社会思潮交流交锋的态势，更要求我们增强批判各种错误思潮的自觉性，把握运用马克思主义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的主动性。
立场决定出发点，原则决定落脚点。对各种错误思潮进行批判，绝不仅仅是一般性的学术问题，而是政治是非问题。它甄别的是正确与错误、真理与谬误，关注的是国际话语体系和话语权。
之所以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是因为它违背了唯物史观，干扰了人们正常的历史认知，有着明显的政治企图。历史虚无主义认为中国革命完全是破坏性的和错误的；它否定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它否定和歪曲党的历史，抹黑革命英雄人物。从根本上来说，历史虚无主义企图消解党执政的历史依据和现实合理性。它不是一般地否定历史，而是通过否定或者歪曲某些历史事件或人物来宣传其错误的理论观点。历史不能假设，更不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历史虚无主义搞乱人们的历史认知，从根本上就违背了客观历史事实，因而根本就不是什么学术创新、学术发现，更没有什么学术价值、学术意义可言。因此，我们必须从学理上深入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正本清源、以正视听，这样才能写好历史教科书、增添历史正能量。
之所以批判“普世价值”论，是因为它把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当成超越时空、国家、阶级的价值，而忽视了其历史性、地域性、民族性。这是典型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和历史唯心主义的立场观点。这里的问题在于，价值是为少数人服务还是为绝大多数人服务。“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同样,在价值的图谱中，概念相似或相同，其内涵和理念不同，所以然者何？国情异也。“普世价值”论的政治企图和要害在于，宣扬中国只有接受西方的“普世价值”才有出路和前途。它以消解共产主义理想、确立资本主义不可超越为前提，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要吸纳人类文明进步的有益成果，但并不是承认和接受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更不能用中国学术词汇与之生硬对接，而是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早在1944年7月14日，毛泽东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中就指出：“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我们既反对盲目接收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
之所以批判西方宪政民主观，是因为它鼓吹西方“宪政民主”制度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唯一出路，其观点往往以偷换概念等方式进行包装，扰乱我们的社会稳定和发展。“宪政”概念来源于西方，其本意是强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要遵从宪法的基本精神。宪政是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基本架构，其核心是议会民主制、多党竞选、三权分立和军队国家化、中立化。西方“宪政民主”观的鼓吹者要在中国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而现实告诉我们，那些接受了所谓“普世价值”的国家往往陷入了动荡和混乱。他们还玩起了偷换概念的把戏。比如，我们党历来强调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但是，有些人却把依宪执政这一精神和原则有意误读为实行西方式的“宪政”，不时抛出“党大还是法大”的伪命题，甚至匪夷所思地将中国梦界定为“宪政梦”，从而歪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之所以批判新自由主义，是因为它否定公有制、否定国家干预，强调“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它是为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和金融垄断资本利益服务的。事实证明，新自由主义并没有带来全球经济的持续繁荣发展，反而给许多国家和地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如俄罗斯、东欧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都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一些西方国家自身也深陷金融危机、债务危机难以自拔。这些事实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批判新自由主义就是要从学理上指出它的危害性，警惕一些人要将其复制到中国的观点。这对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促进全球经济健康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举以上四种错误思潮为例，旨在说明它们往往在传播过程中披着学术的外衣，具有很强的迷惑性和欺骗性，因而我们也要从学理角度深入开展对其批判，从思想上廓清各种错误思潮制造的理论迷雾。我们要看到，一种错误思潮即使暂时消失了，假以时日可能还会沉渣泛起，还会改头换面重新出现。无论错误思潮的理论如何具有迷惑性，手段如何多样化，它们总是远离人民立场，无视实事求是的原则。其目的“总是企图让我们党改旗易帜、改名换姓，其要害就是企图让我们丢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丢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归根结底就是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理论斗争，批判错误思潮正是要帮助人们看清它们所暗藏的玄机，以免不知不觉中充当了西方意识形态的鼓吹者。
历史和实践一再证明，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一些理论观点和思想成果可以用来说明一些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历程，在一定地域和历史文化中具有合理性，但如果硬要把它们套在其他国家和民族头上，并以此为绝对标准，那就是荒谬的了。这一逻辑和结论是常识，一些错误思潮恰恰违背了常识，如果不是出于理论的浅薄，那就是别有用心。对此，我们必须始终保持学术上的自觉、理论上的清醒和政治上的坚定，敢于理直气壮地同错误思潮进行理论斗争。
（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7年7月17日）
